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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2)
  2016-10-26 18:13:16 作者:东方英子 来源:本网 文字大小:[][][]

中评网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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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重温】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来源:中国人大网  作者:

(接上页)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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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文章来源:全国人大官网)

中评网 2015-5-23

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

 ◎相关链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案例选 中国反腐倡廉大事记(197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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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东方,灿烂的文明,令人骄傲,令人向往。我们出生并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是非常幸运和值得自豪的。

  当然,我们也经常会感到很不如意。古老,往往也意味着落后、愚昧和无知,缺少起码的社会公平。

  好在这个古老东方的文明国度,正在走向民主与法治。

  法治的社会,唯公平至上。

  法律会约束我们,但它更要约束、制裁那些丑恶行为,给我们安全、和睦、公正和自由。

  当然,民主与法治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但她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因为她是我们民族长久生存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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